东晋衣冠南渡，是因为有河北义军作为第1道防线。中原汉人或者高度汉化的异族作为第2道防线。
北方异族入侵时，二者坚定的和入侵者周旋，可以为败退到南方的政权在整合和资源调度上争取足够的时间。
如果获胜就乘势接应“旧主”北伐，如果战败就率中原的文武势力，作为“北方派系”退往南方，协助防守或者反击。
南宋搞衣冠南渡，同样是依赖河北义军作为第1道防线，心向大宋的文官武将坚守中原作为第2道防线。南方地区只是作为一个援军提供者和后勤支撑者而存在。
第1道防线和第2道防线，如果获胜就趁机北伐，如果战败就退往南方，作为“南方中国政权”中的“北方派系”存在。
我们会想，在北方失败的这些人，在退往南方之后，他们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江左政权内部，又无兵无粮，究竟能产生什么存在价值？
展开剩余83%简单来说，他们可以提供一颗“中国的心”。
他们不愿意困守江南一隅之地，始终寻找机会和积累力量向北争夺“整个中国”的政权，所以，我们看历史，历代割据南方的政权中最坚定的北伐派，都是河北人或者中原人（此处的中原包括关中地区）。
他们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和主张者，当在南方政权中遇到真正有雄心的统治者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成为这位统治者在政权内部的支持力量，而不至于让这位统治者被“孤立主义”派系所架空。
只有这样，“南方朝廷”才能保持战斗能力，在和北方势力的斗争中得以自存，至于能否占优势还要看运气。但是因为有“北方派系”的存在，可以极大的遏制“南方派系”滋生的孤立主义和投降主义。
这就是东晋和南宋在明明北方遭到沉重打击的情况下，但是却可以避免迅速灭亡的原因。
但是南明是不同的。
首先，明朝本身就是一个以南方派系为核心和为主体的政权，南方派系是主导了大多数话语权的。
其次，黄河以北的地区在和关外的游牧民族、渔猎民族两三百年的斗争中已经油尽灯枯了。根本就没有能力在和关外蛮夷浴血作战两三百年之后，再承担起掩护南方的任务。
第三，中原、关中地区作为对抗蛮夷的支援区域，朝廷对这里的人民压榨的也很沉重，最终导致了中原和关中人民在求生无路求死无门的情况下，只能揭竿而起。进而导致在官军和义军的战争中，关中和中原地区被打烂。
第四，中原的农耕政权遇到了历史上一个极为偶然的现象，那就是在河北（大明朝廷）被击溃的同时，连中原的势力（贸然北上的李自成）也被同时击溃了。
说白了就是因为偶然事件导致农耕地区节节抵抗的策略破产了。因为一次击穿了两道防线，进而节节抵抗的策略遭到根本性的破坏，进而导致南方没有时间组织人力物力进行防守。
第五，明末，尤其以崇祯为首的大明朝廷一系列的昏聩操作，导致自己彻底丧失了忠臣良将之心。经常说，大明自从害死了袁崇焕这种敢做事的人，又害死了卢象升这种想做事的人，最后又害死了孙传廷这种能做事的人。
最终的结果就导致祖大寿和洪承畴这种中间派彻底心灰意冷，他们对大明丧失信心，进而在遭遇沉重的军事失败之后倒向敌人。到最后，大明就只剩下一批江左的文人士大夫，但是这些人，著书立说无人可及，安邦定国百无一能，指望他们能拯救国家，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党争争权夺利，其次就是拼死保护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维护自己在当地的权益，最不济了就投水自尽，给自己博一个好名声。至于剩下的，连死都不敢死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著书立说，把自己的责任撇干净。
第六，只有彻底的丧失人心和民心之后才会导致大明在天下汉人占九成的情况下，竟然连半壁江山都守不住。
这一切始于袁崇焕被杀，之后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敢做事的不得好死。
祖大寿这种中立派就开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宁可什么都不做，他们也不想做错。剩下的就像卢象升将军这种人，拼死的去做大明的糊裱匠，最后在修补大明这座摇摇欲坠的阁楼时，被某一块掉落的石头给砸死。
最后就是试图整大明于危难的孙传庭这种人，在正确的建议被否决之后，自身被怀疑之后，他所能做的就是为国为民拼死一搏。
在漫天的大雨中，仰天长叹，臣力竭矣。是这个世界上最悲哀的话语。
当年在蜀口之战中，曹友闻将军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敲响了南宋灭亡的丧钟。今时今日，当此话出自孙传庭之口的时候，南明何以得存？这个王朝若不灭亡，就对不起所有人。
从卢象升将军开始，后期大明的那些真正的忠臣和勇士，一个个的全都舍身赴死，他们的死已经不是单纯为拯救大明了，他们的死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汉人的尊严。
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明末荒唐的一幕，领导南明的那些人要么有才无德，要么有德无才，要么干脆无才无德。这种政权凭什么赢？
而剩下的，就是李定国和秦良玉这种人—他们这些没有受到明末朝廷污染的“圈外人”。
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战到最后一刻。
由此及以上这些真正的忠臣和勇士们，才是我汉人和中华民族的脊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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